润泽说 · 道可道

附录 · 第 29 篇 · 3911 字

庄子立言之法度

底本: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校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,异文随文出注 · 全书阅读版 · 篇目 · DOI 10.5281/zenodo.24217537

一、这本书为什么不能直说

《寓言》一篇,在全书里的位置很特殊:它不是一篇讲道理的经文,而是庄子交代自己怎么写书的一篇。

全书三十四篇,只有这一篇在谈「写法」。而它一开口就摆出三个数字,等于把自己的行文配方公开:寓言十九,重言十七,卮言日出,和以天倪。

为什么非这样写不可?因为有三件事挡在前面。

第一件,天倪无尽。 天倪是自然本有的分际,天均是造化循环的那个转轴——它一直在动。 凡是固定的说法,写下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过期。所以庄子不写「定论」,他写「随动的话」。

第二件,人心执定。 这一条庄子说得极不客气:「与己同则应,不与己同则反;同于己为是之,异于己为非之。」 ——人一听见话,先做的不是听,是拿自己当尺子量一遍。而更麻烦的是下一层:一句直说的话,一旦被接受,就会立刻被固化成一个可以拿走的物件——活的道理被读成死的条文。

第三件,语言只拘得住物。 能说清的,都是「物」;说不清的,才是「道」。这不是修辞上的谦虚,是语言功能上的界限。

三件事叠起来,结论只有一个:不能直说,不能立教条,不能执是非。 而这三条一撤,剩下的路只有一种——托言、随化、无定。 这就是三言的来处。

这里须先校准一处。 常见的一种说法是「庄子百分之百避开自我断言」,这话太重。内篇里庄子直陈的地方并不少——《齐物论》讲「道通为一」、《大宗师》讲「同则无好也,化则无常也」,都是明明白白的论断,没有一个寓言包着。准确的说法是:庄子把「我要你信我」这件事尽量撤掉,而不是把所有直陈都撤掉。 而即便直陈,他也从不给这些句子配上「不可更改」的封条——这正是下一节的关节。

二、三言的三种活法

(一)寓言十九:把自己从话里撤出来

「十九」的读法须先定。历来算法不一(一说十分之九,一说十九条),本稿从郭象:十言而九见信——是可信度之比,不是字数之比。 而它与「重言十七」相加过了十,正说明二者交叉:寓言里也常托着长者之口。

寓言的法度是四个字:藉外论之。 而庄子给的理由,是全篇最实在也最不体面的一段:

亲父不为其子媒。亲父誉之,不若非其父者也;非吾罪也,人之罪也。

父亲不能给自己的儿子做媒。 自己夸,不如别人夸。「非吾罪也,人之罪也」——这不是我的错,是人的毛病。

这句话的分量在于:它是庄子对自己写法的一次认账。 用寓言,不是因为他喜欢绕,是因为直说没人听。 而他要付的代价是实在的:把自己要说的话,交到别人的嘴里去说。

所以寓言这一层的功能,不是「藏」,是撤——把「庄子说的」这四个字从话里撤掉,好让读者面对的是那件事本身,而不是说那件事的人。这是全书对「传道者」这个身份最彻底的一次处理。

(二)重言十七:借重,但这借重有门槛

重言的法度是五个字:所以已言也。 ——用来止言。 靠谁?「是为耆艾」——靠年高的人。世人好辩、好新、好胜,而「古人这么说」「长者这么说」是唯一能让人当场闭嘴的理由。

但紧接着就是一刀,而这一刀常被漏读:

年先矣,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,是非先也。人而无以先人,无人道也;人而无人道,是之谓陈人。

只靠年岁在先,而没有贯通本末的见识来配这个年岁,那就不算「先」。那只是「陈人」——一个摆在那里的旧人。

所以重言这一层的态度是有条件的: 承认这条路有效(它确实能止争),但不承认年岁本身是资格。 有本末的年岁才是重言,没有本末的年岁只是陈人。庄子并不因为要「借古」就把古一概供起来——他给传统设了一道门槛,而这道门槛恰恰是「贯通」,不是「久远」。

(三)卮言日出:全书的内核

卮是酒器,空则仰,满则倾——它没有固定姿态,所以它能装任何东西。这不是「圆滑」,是「不占位」。 而它的定义,是全篇最绕的一句:

不言则齐,齐与言不齐,言与齐不齐也,故曰无言。言无言,终身言,未尝不言;终身不言,未尝不言。

不说的时候,万物是齐的;一开口,「齐」和「言」就不齐了;「言」和「齐」也不齐。 所以叫「无言」。而真意是:终身在说,却从没「说过」;终身不说,却从没停过「说」。

这句话的结构是回环的,读时不能停在任一半上。 它不是说「说不说都一样」,是说:真正的言说,既不落在「说」这个动作上,也不落在「不说」这个动作上。

而它有一个极硬的检验标准,只有两个字:

非卮言日出,和以天倪,孰得其久!

「久」。 固定的话会过期(因为天倪在动),随天倪的话不会。这是全篇唯一给出的验收条件,也是判断一段话是卮言还是教条的唯一办法:看它能不能长久。

三层的关系须说清: 寓言是避执的技巧,重言是息争的规矩,卮言是体道的本心。 前两样是载体,第三样才是本体——整部《庄子》真正的内核是卮言,而寓言、重言是它披的两种外衣。

这里也须校准一处。 「内篇:卮言极致;外篇:寓言广用;杂篇:重言收束」——这个划分有见地,但不宜作定论。事实是内篇的寓言密度同样极高(鲲鹏、庖丁、支离疏、王骀,都在内篇),而杂篇里也不只有重言(《外物》通篇是新造的寓言,《寓言》本篇则是凡例)。更稳妥的说法是:三言在全书各篇都是混用的,只是配比不同;内篇更近「卮言」,外篇更靠「寓言」,杂篇更见「重言」——这是一种可取的读法,不是一套可以切开的层级。

三、言无言:写书是为了拆,不是为了给

庄子写书,目的不是交付一套真理。

这一点在《外物》的收尾处说得最直: 「荃者所以在鱼,得鱼而忘荃……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!」——他要找的不是一个记住这些话的人,是一个能把这些话放下的人。

所以「言无言」两句话要合起来读:

「终身言,未尝言」——所有的寓言、所有的辩论,都是破执的工具;没有一句是可以抓住不放的,没有一义是可以守着当家的。

「终身不言,未尝不言」——纵使一字不说,那个虚的境、那个天倪的节、那个自然生化的样子,已经把话说完。

合起来才是庄子的意思:这本书的全部文字,都是用来拆掉读者心里那些假的「一定」。 拆完,文字本身也该被放下——包括「庄子」这个名字。

四、不求合,只启和

这一层,是全书的骨架,也是本读本从内七篇一路讲到杂篇五的那条主线。

凡求合者,必僵。 让人心合于礼法,让万物合于标准,让是非合于定论,让天下合于一种治式——只要「合」这个动作一落下,后面跟着的就是四样东西:僵化、压抑、作伪、相争。 这不是推测,是全书反复演示过的:《骈拇》的多余之病,《胠箧》的利器被劫,《则阳》的「荣辱立然后睹所病」,《外物》的「演门善毁而死者半」——每一步都是「合」落下去之后长出来的。

而庄子要的是「和」。 和不是合于人为的标准,不是合于世俗的是非,不是合于固定的义理;和是合于天倪、合于天均、合于自然的流转。

这个分别,全书给过两句最硬的判词:

「形就而不入,心和而不出。」

「不以心捐道,不以人助天。」

前一句划的是「近」的分寸:可以靠近,不能进去。 后一句划的是「助」的分寸:不能用人的手去替天做功。

所以三言这一套,本质上是一种「匹配」:以文字的柔性,去匹配天道的流动性。 话说得太硬,就接不上会动的道;话说得太满,就替天做了主。这就是为什么庄子宁可让寓言飘着、让答案空着、让两处说法互相拆着——那不是他没想清楚,是他不肯把活的东西钉死。

一处实话要说在前面: 说庄子是「华夏唯一一部不教人服从、只教人解脱的经典」,这话太重,也把别人抹掉了。可以说的是:在先秦诸子里,庄子是对「立教」这件事防备得最深的一个。 他的书里没有戒律,没有入门仪轨,没有「信我者得救」——这在那个「人人都想给天下定一套规矩」的时代,本身就是一次拒绝。

五、读这本书的三把钥匙

第一把,得意忘言。 文字是筏,不是岸。执字则死,得意则活。 但要注意:「忘」不是废弃,是不背着走。 渡过了河,船可以留在岸边,也可以送人——但不能扛在肩上继续赶路。

第二把,随化无执。 寓言不可以字面解,故事不可以定论守,义理不可以教条封。凡遇到一处读不通、两处说得相反、一个问题没有答案的地方,先不要判「庄子写错了」——先问一句:这里是不是本来就不该有答案。

第三把,以天倪衡一切。 读到矛盾处、相反处、无答处、悬置处,那不是漏洞,那是天倪的形状。 全书最诚实的一句,恰好就在这个位置上——《寓言》末段罔两问景,影子答:「予有而不知其所以。」 我有这个样子,可我不知道为什么。 而它接下来说的不是「所以一切皆空」,是「强阳者又何以有问乎!」 ——那个转动的,你又何必问它。

三把钥匙合起来,就是本读本一直在做的那件事:不替庄子圆场,也不替庄子定罪;把他说的话放在它该在的位置上,让它自己动。

六、一句总诀

托物立道,和以天倪。

八个字。前四字讲怎么写:把自己撤出去,让事情自己说话。后四字讲怎么收:不钉死,随那个自然的分际走。

这句话既是庄子的写法,也是读庄子的读法。 而这本读本三十四篇、二十七篇选读一路讲到这里,能交代的也只有这一句——其余的话,说了就该放下。